第122节 蒋中正低声下气

4月4日，“北伐讨奉”的4路大军开始行动。

西线，京汉路方面。冯玉祥为实现“声西击东”计划，令部队白天浩浩荡荡北进，故意使奉方侦察飞机和地面侦探看到，而夜间却再令部队稍稍南撤。

奉方果然上当，以为北伐军的主攻兵力集结于西线，于是只以张宗昌、孙传芳残部防御东线，而将奉军主力集结于西线。于9日开始，集中兵力主动出击猛攻彰德，并用飞机、大炮，狂轰滥炸。鹿钟麟急调刘骥、刘汝明等部北上，加强彰德防线。当战况紧急时，冯急电武汉，让李宗仁派兵到河南接防，将驻豫韩复榘部火速调往前线。

东线，津浦路方面，蒋军分3路进击：中路第一军团攻台儿庄、韩庄，左翼第二军团攻鱼台，右翼第三军团攻日照、临沂。

蒋军作战的主要对象是张宗昌的鲁军。鲁军虽有6万多人，但多系土匪改编而成，且精锐部队先前已被冯玉祥部在豫东、豫北战役中击败，元气大伤。总司令张宗昌本人已专门从德国进口了一辆铁甲车停放济南车站，随时准备逃跑。其第一路司令许琨却躲于天津租界吃喝玩乐，不肯到位。

从9日起，蒋军顺利攻取郯城、台儿庄、韩庄。

12日张宗昌为保存自己的实力，瞒着与其同住济南的孙传芳，下令鲁军撤退。

在鲁西南一带，冯部孙良诚指挥部队与孙传芳军对阵。孙传芳在北洋军阀中素称“治军有方”，全部兵力9万多人，主力部队5万多人，作战十分勇猛。而孙良诚是冯部有名的骁将，二孙部队接触后，杀声震天，战况异常激烈。

孙传芳因不知张宗昌部已退，为配合张部，在与孙良诚激战的同时，又抽出一部兵力从鲁西侧击蒋军左翼，连克江苏省之丰县、沛县、直逼徐州。

蒋介石看到徐州危机，连忙致电冯玉祥告急，尽快派后备部队支援。冯玉祥即令石友三率全体预备队约15000人火急应援，猛击孙军右侧。

石友三也是冯部骁将之一，在石军猛攻下，北洋孙军渐渐不支。这时，孙良诚又派席掖池率骑兵部队冲击北洋孙军后背，并截断了其退路，孙传芳慌忙指挥部队分路撤退，解除了蒋介石危机。

石友三、席掖池等部乘胜追击。17日，石友三攻下丰县，击毙孙部军长袁家骥，又在渔台大败孙军。同时，席掖池骑兵部队也于18日攻占兖州。21日，冯军孙良诚、石友三、马鸿逵等部合力攻克济宁。从此孙传芳部溃不成军，无力应战。蒋军从鲁南北上；冯军之孙、石、马、席部由鲁西南向东北开进，22日，两军会师泰安。当日，蒋介石将行营迁到兖州。

27日，蒋军攻占泰山。蒋介石驱车到设在河南兰封的第二集团军司令部与冯玉祥会晤，商定进占济南。

28日，在西线与奉军激战的冯军，由彰德方面全线反攻，但奉军仍凭借优势装备负隅顽抗。当得知张宗昌和孙传芳的败讯后，张作霖被迫改攻为守，调兵遣将于德州、保定、长辛店加强布防。

30日晚，张宗昌乘早已准备好的铁甲车北渡黄河逃往德州。凌晨3时，孙传芳也离开济南北逃。鲁军及孙传芳军大部分退到黄河以北，少部分由胶济路东逃。

5月1日上午10时，蒋军陈调元、刘峙、顾祝同部相继开进济南城。下午4时，蒋介石由泰安抵达济南，于山东省督办公署设立总司令部，并任命方振武为济南卫戍司令，负责维持地方治安。

奉军也因东线之济南失守，惟恐被截其后路，全线退却。冯玉祥即下令全线攻击，冯军相继进占顺德、大名。

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讨奉”行动，使日本Z府大为恼火。因为，阻止国民党军队北进讨奉，是日本维护在华权益的既定方针。同时，奉军的节节败退，也激发了日本军界重新影响政坛的欲望。本来，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一直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军队是最光荣的职业，军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因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波及到日本，使日本Z府不得不大幅度地削减军费。这就使职业军人的地位一落千丈，从而引起其强烈的不满。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等军界要人乘机成立秘密组织，与政界抗衡。奉军的败退，正好使军界干政有了借口。于是，东条英机等人纷纷责难田中内阁，终于威逼田中命第6师团开进山东。

可是，蒋介石对日本武装阻止“北伐讨奉”却没有一点警惕。讨奉前，他还在南京设宴款待日本新闻记者，他对记者说：“日本与我国唇齿相依，我敢断言日本国民对于北伐，不特不加阻害，反而会盼其成功，不吝与之声援；更确信日本Z府今后亦不会有损人不利己之举，并会为之庆慰。因而，中日两国应该亲善提携！云云。”

日本出兵山东后，国民党中常会制定了《对日本出兵山东事件之应付方案》，声称：“为完成北伐计，应以全力避免不利之行动，要绝对制裁在此期间的一切罢工、罢课，并不许集会、游行。全国民众应坚忍慎重，与日本国民保持亲善态度。”接着又通过了《反对日本出兵宣传大纲》，在此《大纲》中竟说：“目前的问题不在外扰——日本出兵山东，而在内患——共产党乘机捣乱。”并指示其党徒破坏民众的反日斗争。

但对于日军干涉，蒋介石却没有任何防范措施。

5月2日上午，日军第6师团主力在福田师团长率领下赶到济南，于正金银行楼上设立司令部，与国民党军形成直接交锋的架式。

为避免于日军冲突，蒋介石命令部队“禁止开枪，禁止接近日人地区”，并标榜这是“圣贤式的忍耐”。

5月3日上午9时许，蒋军第三军团第四十军一士兵患病，在送其往基督医院就诊时，日军阻止通行。并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中国士兵和夫役各一名。紧接着，日军包围、扫射医院。又架炮攻击第四十军第三师第七团，军用电台被炸毁，守台士兵全部被炸死。接下来又派兵将该团缴械掳去1000多人。与此同时，日军士兵疯狂在全市开枪射击，见中国人就打，儿童、妇女、工人、商民、学生等无辜民众死伤累累，惨不忍睹。

四十军九十二、九十三师官兵忍无可忍，被迫反击，压制了日军气焰。可福田却不容中国军队有丝毫抵抗，立刻派人逼迫蒋介石下令停战。

蒋介石眼见日军蛮横无理，蓄意挑衅，竟下令中国士兵不准还击，商埠区内之国军一律退出商埠之外。仅要求日本军停止射击，派外交部长黄郛与其交涉。

然而，在强盗眼中，哪有什么国际法，只不过一张废纸而已。黄郛这个堂堂的中国外交部长，一到日军侵占地，即被软禁。其后，这伙强盗又冲进山东外事交涉署搜查，将外交处主任蔡公时及职员19人全部捆缚毒打。当蔡公时说明身份，抗议日军暴行时，这伙惨无人道的强盗，竟将其刺面、割耳、断舌、挖眼，继以全身裸体枪杀。其余人员除两人逃出外，全遭惨杀。并焚烧了外交部办公处。

晚10时许，日军又一次开炮轰击中国军队。从而酿成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

面对日军如此惨无人道的屠杀，蒋介石却没有一点强硬措施，只寄希望与日谈和。5月4日，蒋介石给南京Z府发电报说：“中正本革命精神，对此侵略，决不屈服，拟将其横暴所为，宣布中外，促使国人觉悟，搏得世界同情，以图北伐。”但在给谭延闿的电报中则表示希望妥协、谈判，声称：“英美领事出面调停，正在接洽中，要求后方民众，以持镇静态度为宜。”

蒋介石在既不敢抵抗日军的侵略，又不愿放弃北伐的矛盾中，选择了避开日军绕道北进一途。4日晚，蒋介石下令除留李延年团及苏辙旅之一部分留守城内卫戍外，其余部队撤离济南，渡黄河北进。5日，蒋介石致函福田，盼日本“立即停止一切特殊行动，以维持两国固有之睦谊”。

但日军却置若罔闻，继续增兵山东，以飞机大炮轰击蒋军驻地，继而，将一部未及撤离之蒋军缴械拘禁。

6日晨，蒋介石率朱培德、杨杰、熊式辉和总司令部一应人等，着便装骑马出济南城，将司令部移至党家庄。

晚间，济南城外日军开始对济南城发动总攻击。7日下午3时，福田向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提出“严厉处置与事件有关的中国高级军官，解除日军阵地前之中国军队武装，严禁反日宣传，撤退济南及胶济线军队，开放辛庄及张庄中国军队营房”等5项要求，限蒋12小时内圆满答复，否则日军将“任意自由行动”。

蒋介石在泰山接到福田的最后通牒后，立即电报南京，并且连夜召集有关人员商量，在所谓“小不忍而乱大谋”的思想指导下，议定6条答复：“一、对于不服从本总司令之命令，不能避免中日双方误会之本军，俟调查明确后，当按律处分。二、本革命军治下地方，为保持中日两国睦谊，早有明令禁止反日的活动，且已切实取缔。三、胶济铁路两侧二十华里以内各军，已令其一律出发北伐，暂不驻兵；但军队运动通过胶济铁路并有北方逆军之地方，或敌军来犯时，本军亦复派兵往剿，至于济南为山东都会，及其附近公物场所，本军有维持治安之责，应驻扎相当军队，保持安宁秩序。津浦路车站为交通要地，本军应派相当武装士兵驻防，以保卫车站、维持安宁。五、辛庄、张庄之部队已令其开往前方作战，两庄之兵营可暂不驻兵。六、本军前为日军所阻留之官兵及所缴之枪械，应速交还。”

8日晨，蒋介石派熊式辉持“军使”小旗将此答复送济南福田，并嘱其向福田表示：“日军要求之通牒，本军全部承认；惟同时也请日本军处罚责任者”。

可福田却蛮横地说：“一、中国军队须无条件承认日方之要求；二、之后非有全权者，日方不与其交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