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四百人的信

方牧住在弄堂里一间十二平米的屋子。

房子是二〇二四年一月租的。

一个月两千八。

没有独立卫生间。

窗户朝北，冬天照不进太阳。

屋里东西很少。

一张床。

一张桌子。

一把椅子。

一个衣柜。

还有一个装衣服的纸箱。

他没买衣柜。

纸箱用了六年。

桌上摆着一台笔记本电脑，旁边是一个相框，相框里没有照片。

那相框里装的是一张纸。

二月十三日上午，方牧坐在桌前，把那张纸抽出来看了一遍。

纸是A4的，很薄，边缘发黄。

上面打印着一张表，四列：姓名、工号、工龄、岗位。

一共四百零一行。第一行是表头，后面四百行是名字。

最后一行底下有一行手写的话。

字很难看。

是用圆珠笔写的。

笔迹重得把纸都划破了：

方先生：这四百个人里，有三个我认识二十年了。他们现在都在找工作。我不恨你，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他们的名字。

落款是：常州，老赵。

二〇一九年，方牧三十二岁。

他在纽约一家做跨境并购的机构。

职位是总监。

那一年他做了十一个项目。

其中最大的一个，是替一家美国私募基金做买方尽调。

对方是江苏常州一家汽车零部件厂。

那家厂叫常鑫，四千二百人，做汽车转向节，客户是两家德系整车厂。

买方的诉求很明确：压价。

方牧带队进场，待了十九天。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他把常鑫的应收账款按账龄重排了一遍。

发现三年以上的应收里，有两千三百万是收不回来的。

因为那两家德系客户，已经把常鑫从二级供应商名单里剔除了。

只是还没正式通知。

第二件，他查了常鑫的环保处罚记录。

发现二〇一七年有一次废水超标。

罚了八十万。

没有披露。

第三件，也是他自认为最漂亮的一件。

他算了常鑫的设备成新率。

账面写的是百分之七十六。

他按实际开工小时数和维修记录重算。

算出来是百分之四十一。

三件事加在一起，估值从十二亿压到七亿四。

买方以七亿六成交。

成交后第十一个月，新东家关闭了常州工厂。

把产能转移到他们在墨西哥的工厂。

四百个人失业。

方牧知道会有裁员。

他在报告里写过一句：“收购完成后，买方预计将通过产能整合实现协同效应，涉及人员优化约三百至五百人。”

他写的是“人员优化”。

这不是他发明的词，这个行业里每个人都这么写。

他把报告交上去的那天晚上，在办公室喝了一杯威士忌，跟同事说了一句：“这单做得干净。”

同事说：“干净。”

他们碰了杯。

那封信是二〇二〇年三月到的。

寄到他纽约的办公室。

国际快递。

信封上没有寄件人地址。

只有一个手写的单位名称：常州常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前台签收的时候没在意，放到他桌上，被压在一摞文件底下。

他第三天才发现。

他拆开，抽出那张纸，看了大概十秒钟。

然后他做了一件他后来想起来觉得很奇怪的事。

他没有把纸扔掉。

也没有收起来。

他把它放在桌上，压在键盘旁边。

放了三个月。

三个月里他每天看见它。

他数过。

那四百个名字里，工龄二十

年以上的有一百六十三个。

三十年以上的有四十七个。

最长的一个是三十九年。

三十九年。

那个人进厂的时候是二十二岁，出来的时候六十一。

二〇二〇年六月，方牧辞职了。

辞职的时候他的老板问他为什么。他说想回中国。

老板说，你回去干什么，中国那边这个赛道还没起来。

方牧说，我不干了。

老板看了他一会儿，说了一句：“方，你是我见过最会算的人。你要是走了，我这几年少赚很多钱。”

方牧说：“我知道。”

老板说：“那你为什么走。”

方牧没答。

他也没法答。

他总不能说：因为我把一个数字从七十六改成了四十一。

然后有四百个人丢了工作。

其中一个人干了三十九年。

他也不能说：那个人给我写了一封信。

信里没有骂我一句。

只是把四百个名字打出来寄给我。

他更不能说的是——那封信我看了三个月。

我一个名字都没记住。

可我记住了那行数。

一百六十三个二十年以上。

四十七个三十年以上。

一个三十九年。

我记住的全是数字。

回国后他去了上海。

头两年他没找工作，靠积蓄过。

他试过几件事。

给朋友的公司做过两次顾问。

写过一份行业报告。

还在一家培训机构讲过六次课。

讲怎么读财务报表。

讲到第四次的时候，有个学员问他：“方老师，您做过最大的项目是什么？”

他说：“常州常鑫。”

学员说：“那个项目我听说过，估值压得很漂亮。”

方牧站在讲台上，停了几秒。

“是。”他说，“压得很漂亮。”

那天晚上他回到住处，把那张纸从箱子里翻出来，重新看了一遍。

他忽然发现一件事。

他看了三年，记住的全是数字——工龄、人数、成新率、估值。

他从来没记住过一个名字。

四百个名字，他一个都记不住。

二〇二四年一月，他租下弄堂里这间十二平米的屋子。

搬家那天他只带了三个箱子。其中一个箱子里，装着那张纸。

他把纸装进相框，摆在桌上。

不是为了提醒自己。

是因为他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

二月十三日上午，他坐在桌前，把信放回相框。

然后他打开电脑，翻到一份文件。

文件是他回国以后做的第一件事。

他把博尧寄到纽约的那只箱子，从头到尾拆了一遍。

把里面九道验证的结构画成一张图。

又把八年里能查到的公开资料，全部整理了一遍。

整理完他写了一句话，写在文档最上面：

这次我算的不是价。

十点，有人敲门。

是文嫂。

她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个布袋子。

“方先生。”

“文嫂，进。”

“我不进了。”她说，“我就问一句。”

方牧把门开大了一点。

“您问。”

“你为什么回来。”文嫂说。

屋里静了一下。

方牧看着她。

他本可以说很多话。

他可以说因为博尧是他兄弟。

可以说因为这事不平。

可以说因为他闲着也是闲着。

他一句都没说。

他转身，从桌上把那个相框拿起来，递给她。

“这是什么。”文嫂说。

“一封信。”

“谁写的。”

“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方牧说，“二〇二〇年三

月寄到我纽约的办公室。”

文嫂把相框接过去。

她不识多少字，但数字她认得。

她看了很久。

“这一行一行的，”她说，“是名字？”

“是名字。”

“多少人。”

“四百个。”

文嫂抬起头。

“这些人怎么了。”

“我把他们厂的价格算低了。”方牧说，“算低以后，买的人把厂关了。这四百个人丢了工作。”

文嫂看着那张纸。

她没说话。

她把纸凑近了一点，用手指顺着第一行往下划，划了大概十行，停住了。

“这个，”她说，“念什么。”

方牧看了一眼。

“赵德海。”

“这个呢。”

“李凤兰。”

“这个。”

“王有根。”

文嫂念了三个名字，念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

念完她把相框还给他。

“方先生。”

“嗯。”

“你不欠他们的。”她说。

方牧愣住了。

“什么。”

“你算错了价，那是你的活。”文嫂说，“关厂的是买的人，不是你。”

方牧看着她。

“文嫂——”

“你听我说完。”文嫂说，“我这八年，见过很多人替我说话。有个街道的姑娘，替我跑过三趟。有个记者，替我写过一篇稿子，写完没登出来。”

她顿了一下。

“他们都不欠我。”文嫂说，“可他们跑了，写了。我要是说他们欠我的，那就是我不讲理。”

方牧没说话。

“你也不欠他们的。”文嫂说，“你就是心里过不去。”

文嫂走了以后，方牧坐在桌前，很久没动。

他这五年里，想过很多次这件事。

他想过辞职，想过赔偿，想过给那四百个人找活。

他甚至想过给他们写信——可他不知道写给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从来没想过的是：他其实不欠他们的。

这个道理是刚才一个不识字的女人跟他讲的。

用的是最笨的话。

那天下午，方牧做了一件事。

他把那张纸从相框里取出来，摊在桌上，从头读了一遍。

四百个名字，他一个一个读。

读到第一百三十七个的时候，他停了一下。

那是个女的名字，后面工龄那一栏写着：26。

读完四百个，用了两个小时。

读完以后，他把纸重新装回相框，摆在桌上。

然后他打开电脑，把文档最上面那句话改了。

原来写的是：这次我算的不是价。

他改成：

这次我要记住名字。

那天晚上，箱子上的数字走到：

83

:

11

:

42

:

08

方牧坐在桌前，把相框往里推了推，让它靠着墙。

他忽然想起博尧十九岁那年说过的一句话。

那时候他们刚认识，在宿舍。

方牧在算一道题，算了三遍都是错的。

博尧在上铺看着他，说了一句：

“你要是算不清，就把日子抄下来。”

方牧当时说：“算什么账要抄日子。”

博尧说：“算不清人的账。”

方牧把台灯关了。

屋里黑下来。窗外弄堂里有个人在喊孩子回家吃饭。

他躺下，闭上眼。

黑暗里，他忽然想起那四百个名字里，有一个他很眼熟。

不是认识。

是那个名字出现的次数。

他数过那张表上姓王的有四十一个。

姓李的有三十六个。

姓张的有二十九个。

他记住的还是数字。

他睁开眼，看着天花板。

“慢慢来。”他对自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