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一章 《十月》争鸣

从陈玉梅家出来，他又坐上公交车，前往PT区陈志勇的家。

陈志勇家在另一片工人住宅区，是俗称的“新工房”，是一个大院，每家有个独立的房门，条件比起大姐家，确实是好多了。

而且陈志勇两口子都有工作，也没有病人拖累。

开门的是陈志勇本人。

他三十出头的年纪，国字脸，身材敦实，穿着灰色的工装，袖子挽到手肘，手上似乎还沾着点油污。

看到李劲松，愣了一下，随即露出热情的笑容：“劲松？哎呀！快请进！你怎么找来了？快进来！”

房间比大姐家亮堂不少，因为朝南，下午的阳光能照进来一小片。

家具也多些：一张双人木床，一张挂着蚊帐的儿童双层床，一个五斗橱，一个碗橱，一张方桌，几张方凳。虽然拥挤，但收拾得还算整齐。

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正趴在方桌上画画，一个四五岁的女孩好奇地瞪着大眼睛看陌生人。

陈志勇的爱人正坐在床边织毛衣，见有客人来，连忙放下手里的活计，站起身，有些拘谨地笑了笑。

“哥，嫂子，没打招呼就过来了，打扰你们休息了。”李劲松笑着打招呼。

“这是说的哪里话！你能来，我们高兴！”陈志勇声音洪亮，显得很爽朗，一边招呼爱人泡茶，一边把李劲松让到桌边唯一一张看起来稍好的椅子上坐下。

李劲松把剩下的土产、点心拿出来。

又是一番推让，陈志勇倒是知道李劲松发表过小说，但不知道他已经赚了很多钱。

以为也就是三瓜俩枣。

他还问了问李劲松写稿赚了多少钱，李劲松含混其词地说两三千块钱。

就这已经足以让陈志勇惊讶了，他们两口子一年也就挣个千把块钱。

“去年你考试那会儿，来得匆忙，也没好好招待。这次来沪上上学了，太好了！爸在信里可没少夸你，说你是有大出息的！”

李劲松在陈志勇家吃了午饭，聊了聊各自的工作、学习、生活，聊了湘西的变化，也聊了沪上的不易。

陈志勇是个乐观踏实的工人，虽然生活空间局促，工作辛苦，但对未来还是抱有希望，相信“国家会越来越好，日子总会慢慢好起来的”。

他爱人也在一旁默默地听着，偶尔插一两句话，手里不停地织着毛衣。

从陈志勇口里，李劲松得知，暑假时，陈方岩老两口回来住过一个多月，开学前就走了。

临走时，陈志勇夫妇坚持把李劲松送到楼下路口。

陈志勇握着李劲松的手，用力摇了摇：“劲松，在复旦好好学！缺什么少什么，或者遇到什么事，就来找我！虽然你大勇哥没什么大本事，但在沪上年头久了，总归比你熟些。千万别客气！”

“哎，谢谢哥，嫂子，你们快回吧，外面冷。”李劲松心里暖暖的。

燕京的秋天，天空蓝得晃眼，又高又透亮。

西长安街7号，那座灰扑扑的四层小楼里头，《十月》编辑部的会，从晌午开到这会儿，日头都偏西了，还没吵出个结果。

主编苏玉的办公室，这会儿跟下了雾似的，呛人。

烟灰缸早就堆成了小山一牡丹、大前门、香山，啥牌子的烟屁股都有，混在一块儿，那股味儿，化都化不开。

苏玉是个女同志，平时最烦别人在她屋里抽烟。

——

可今天，她也顾不上了。

苏玉今年已经五十出头了，齐耳短发，白了一多半，拿俩黑卡子别在耳后。

脸上架着副老花镜，镜片后头的眼睛有些肿，那是常年熬夜看稿子熬出来的。

左手边，坐着副主编章守仁。

他是《十月》创刊的三巨头之一，国字脸，浓眉，此刻正微微眯着，盯着对面墙上一幅字画那是创刊时一位老作家题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右手边是编辑部的内核成员张仲鄂，面前摊着个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字，此刻他正用一支红铅笔，在某一行字下面重重地划着线。

围着长条桌，还坐着七八个编辑。

刘新武挨着章守仁，许蒙坐对面，这稿子是她组来的，她是责编。

“这话我都说第五遍了！”章守仁的声音有点哑，但挺冲：“这篇《霸王别姬》，必须发！不仅要发，还得是头条！”

“巧了，”张仲鄂“啪”一下把红铅笔撂在笔记本上，看着章守仁：“我这反对的话，也说了第五遍了。不能发。至少，不能象现在这么发。”

苏玉停了手里下意识敲桌子的动作，摘下眼镜，用拇指和食指使劲摁着鼻梁根。

她两边太阳穴，一跳一跳地疼。

“守仁同志，”苏玉开口了，声音有些沙哑，“你再给大伙说说，为什么必须发？”

章守仁深吸一口气，身体微微前倾：“主编，这篇小说的价值，我认为在座的各位都能看出来。它写的虽然是历史题材，虽然是京剧艺人的故事，但它的内核，是人的命运，是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坚守。”

“程蝶衣和段小楼这两个人物，写得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更有大时代的悲剧性。作者劲松，虽然年轻，但笔力老到，叙事沉稳，特别是对京剧行当的描写，专业而不卖弄，显然是下了苦功夫研究的。这样的作品，正是我们《十月》应该大力推出的。”

“我同意守仁同志的看法。”刘新武接话了，他语气比较温和：“这篇小说我仔细读了三遍。它的文学性是毋庸置疑的。人物塑造立体，结构严谨，语言既有古典韵味，又流畅可读。程蝶衣对戏的痴，对情的执，在时代变迁中那种无处安放的痛苦，写得入木三分。这样的作品，是有分量的。”

许蒙赶紧点头，补充道：“而且作者在历史细节上非常考究。从民国到抗战，到解放，每个时期的社会风貌、京剧界的状态，都还原得很真实。我专门请教过京剧院的几位老师，他们都说，如果不是内行，写不出这么地道的行内生活。”

张仲鄂等他们说完，才慢慢开口。

他没有直接反驳，而是问了一个问题：“你们说的这些，我都承认。小说的文学性不错，人物刻画也到位，历史细节也扎实。但是—”他顿了顿，环视一圈，“同志们，我们办的是《十月》。《十月》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

会议室里顿时安静下来。

“1917年十月，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缓说道：“1935

年十月，我们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中国革命转危为安。1949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976年十月，我们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每个人的脸：“我们这本刊物，取名《十月》，就是要铭记这些伟大的十月，就是要继承十月的精神，就是要为新时代的文艺事业贡献力量。我们的每一期杂志，每一篇作品，都要对得起十月”这个名字。”

他拿起面前的手稿，翻到其中一页：“可是这篇《霸王别姬》写的是什么？艺术被践踏，人性被扭曲，师兄弟反目，师徒成仇————这些描写，都没问题！”

“可是，谁能告诉我，这字里行间，这大量的、细腻的、甚至可以说是————缠绵悱恻的描写，关于程蝶衣对段小楼那种超越师兄弟的————感情，该怎么解释？这种感情，它正常吗？健康吗？你们不怕登出去，让读者戳着脊梁骨骂，你们就发！”

“是啊！咱们得考虑社会影响！年轻人看了跟着学怎么办？”

“这会不会让人对京剧艺术、对传统文化产生误解？会不会让人觉得，我们京剧名角儿、我们传统的师徒兄弟关系，就是这样的？这个影响，就更坏了！”

“确实有点太敏感了，和精神文明建设不相符！”

几个年龄稍大的编辑立即附和起来。

章守仁“霍”地站了起来，双手撑着桌面：“同志们！文学作品描写人性，描写复杂的情感，有什么错？程蝶衣对段小楼的感情，是在特殊环境下形成的，是畸形的时代、扭曲的成长经历、极致的艺术追求共同酿成的一杯苦酒！”

“作者写这种感情，不是为了宣扬它，而是为了剖析它，展示它悲剧的根源！这是一种批判性的描写，是为了揭示那种压抑的、扭曲的环境对人性的异化！难道我们的文学就不能触碰人性中更复杂、更幽暗的角落吗？”

两人针锋相对，声音越来越高，谁也说服不了谁。

“好了！”苏玉终于再次开口，叫停了双方的争吵，看向许蒙：“小许，这篇稿子是你约来的，你跟作者接触最多。你说说，作者是什么态度？如果修改，他愿意改吗？”

许蒙被主编一点名，连忙坐直身子，清了清嗓子：“主编，作者劲松创作态度很认真，为了写这篇小说，专门去京剧院体验生活，请教了很多人，对自己的作品很坚持，他说过，如果把师兄弟两人的感情改了，这部作品就没有存在的意义————”

许刚和李劲松曾经聊过，李劲松确实说过这些话。

苏玉又叹了一口气，她都不知道今天叹了多少口气。

“还有，我给各位领导、老师汇报一下，作者成稿后，把这部作品拿到了作协给冯木先生看过，冯木先生很支持，从文章结构上提出了修改意见！”

“后来，又把作品拿给了京剧院程派青衣大师邵荣琛先生看过，邵荣琛先生也没有异议，他从京剧艺术上也提了修改意见————”

苏玉突然插话问道：“你确定？”

“我可以确定！”许蒙赶紧答道。

得，冯木作为文坛的资深领导，人家从文学性和艺术性来把握都没有问题。

邵荣琛作为现存京剧青衣最牛逼的大师，可以说，程蝶衣的原型就是写他的，人家都没有意见，你还有什么意见？

苏玉闭上眼睛，沉思了一会儿。

当她再次睁开眼时，眼中的尤豫已然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下定决心的坚定。

“守仁同志，仲鄂同志，还有各位，”苏玉的声音很平静：“今天的讨论，很充分，也很激烈。不同的意见，我们都听到了。仲鄂同志的担忧，是一个对刊物负责的态度，是对社会效果的考量，这种谨慎是非常有必要的，我完全理解。”

“不过！”她话锋一转：“文学创作，确实需要勇气，需要直面真实的勇气，包括人性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如果因为害怕争议，害怕触碰某些复杂的、敏感的领域，就放弃有深度、有力量的作品，那我们的文艺就很难真正繁荣，很难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

她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当然，发表不等于没有责任。发表，意味着我们要承担起引导读者正确理解这部作品的责任。”

她看向章守仁：“守仁，发，就发在头条。下期的稿子都排满了，那就发在明年的第一期。现在，有几件事必须做在前面。”

“第一，许蒙立刻给作者劲松同志回信，告知采用决定，并请他务必撰写一篇创作谈，重点阐述他创作程蝶衣这个人物的初衷，对其中复杂情感的理解，以及希望通过这个人物和这个故事表达什么样的思考。这篇创作谈，同期或者下一期，要发。”

“第二，你要亲自撰写一篇有分量的编者按。不能简单夸好，要站在更高的位置，引导读者如何阅读、如何理解这部作品。要点明其历史批判意义和艺术价值，也要指出其描写的特定性、悲剧性，引导读者看到光明和希望。这篇按语，要和小说一起发。”

她又看向刘新武：“心武，你负责联系几位可靠的、有水平的评论家，请他们准备评论文章。评论的角度可以多样，但基调要健康、积极，要能帮助读者深化对作品的理解。

文章准备好，小说发表后陆续刊出。”

最后，她的目光扫过所有人：“这篇小说发表后，一定会引起讨论，甚至争议。我们要有思想准备。但只要我们处理得当，引导得力，相信能够将其转化为一次有益的文艺讨论，一次对历史与人性的深入思考。这，也是我们《十月》的职责所在。”

“大家，有没有意见？”苏玉最后问道。

章守仁立刻回答：“没有意见！坚决执行！”

刘新武点头：“同意。我会安排好评论的事。”

许蒙激动得脸都红了，连连点头。

其他编辑也纷纷表示赞同。

张仲鄂沉默了片刻，终于，也缓缓地点了一下头，声音有些干涩：“我保留个人看法。但主编的决定，组织的决定，我服从。我会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苏玉点点头，拿起钢笔，在稿件审阅单的“终审意见”栏里，深吸一口气，然后一笔一划地写下：“同意刊发。1981年第1期，头条。请按会议要求落实编者按、创作谈及评论安排。

苏玉。1980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