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8章 父亲背的动吗？

歪点子这一块，张四维能想到的，林琅当然不会没有准备。

自打那伙日本使臣走进北京城的那一刻，就彻底和外界失联。

绝不许任何人私下接触。

别说张四维，就算是张居正想见都得先打报告。

“还敢软禁使臣？”

张四维听得牙根子痒痒，明知是软禁，他却毫无办法。

请旨会见使臣需要上奏，上奏就要通过内阁阁议。

即便能绕过张居正，后面还有司礼监拦着，他的话根本送不进去。

“好好好，来阴的是吧。”

“那就让人着手准备阁议，我就不信他张居正敢违逆太祖，公然插手他国军政。”

“这次就算是海瑞来了也不行！”

“此外，再修书给福建按察使，让他快马急报福建倭患大起。”

……

“修书福建巡抚劳堪。”

张居正轻声念道：“让他务必严盯各兵备道，海道，谨防歹人作乱。”

“尤其是漳南道、兴泉道。”

“一旦发觉有人伺机为非作歹，不需查明，可直率泉州卫剿寇，是寇，不是倭寇。”

和日本谈判并不重要，朝中能人众多，自有办法用最小的代价换取银矿。

政治遗留的问题才是重头戏。

在这个时候一旦冒出来日本浪人兴兵作乱，两国再想邦交可就难了。

张四维想到的，张居正同样不敢疏忽。

不同的是，张居正这边的帮手是福建巡抚劳堪。

这位是张党在地方的大员，一条鞭法坚决执行者，能干，狠辣，不体恤乡绅，更不体恤百姓。

他在福建做的一切只为了贯彻内阁政令。

为此大肆抓捕阳奉阴违的乡绅，不惜大兴牢狱，罗织罪名。

是张党中出了名的鹰派官僚。

张敬修在旁边写下这段话，抬头问道：“要不要先去见见日本使臣。”

“不用见。”

张居正捻着下巴上的长髯，不知什么时候多了几根白须。

“日本使臣既然来了，就说明已经做好了大出血的心理准备，此时见面反倒会让他们觉得大明有求于他。”

“林琅已经带人震慑过，又有锦衣卫看管，出不了岔子。”

“重要的是怎么堵住悠悠众口。”

“日本，终究是不征之国啊。”

朱元璋定下的十五个不征之国中，日本很特殊，是不征之国，同时又是叛贡之国。

张居正想插手日本内斗，借机大肆收敛白银在道义上站不住脚。

大明乃天下共主，理当息兵安民。

助番邦内乱，有损天子之德。

这也是李太后再一次选择隐身的原因。

但这一点好解决，现任日本天皇被织田软禁，只需要吉川元春请求大明协助勤王就好。

重要的还是不征。

日本反复无常，即便得了援助也很容易反悔。

理想中的状态是看他们斗，等到各个大名斗的死伤惨重，趁机设立府县，直接统治其岛屿。

所以就需要一支水师驻扎日本，收缴白银的同时盯着各大名动向，以防虎大伤人，更要垄断码头，以防弗朗机等商人抢买卖。

这么一来就违背了不征的原则。

不同于其他，这不征之国的祖训没有商量余地。

朱元璋说了不让干涉，就不能干涉。

“何不翻旧账呢？”

张敬修不解道：“东南倭乱近在眼前，是日本不臣在先，发兵东渡并无不妥吧？”

张居正无奈道：“这话要是皇帝开口自然可以，可现在的情况是皇帝不开口。”

“为父身为人臣，怎能擅自兴兵。”

“陛下怎的这般……”张敬修顿了一下，改口道：“白银是为天下安定，陛下应当站出来才是啊。”

张居正神色淡然，轻轻摇摇头，“陛下刚刚亲理朝政，凡事自当谨慎。”

“穷兵黩武，大兴刀兵这些话，陛下背不动。”

“倘若以天子之名强行凿定，一旦失利……”

他没有继续说下去。

一旦强控日本失败，朱翊钧往后的处境可就难了。

皇帝的威严尽失，往后再想强行拍板某件事，大臣必然会搬出此次失利教训阻拦。

‘皇帝当初非要发兵日本，结果呢？’

‘劳民伤财，便宜没占到，还被日本反咬一口，导致我大明损失惨重。’

‘所以说，陛下还是年轻，凡事还是听我们的吧。’

这么一套说辞下去，朱翊钧根本扛不住。

所以，

李太后提出让自己全权处理的时候，张居正并不感到意外。

说实话，他对自己这个学生，并不是很放心。

在原有历史上，就是这份不放心导致张居正和朱翊钧关系恶化。

朱翊钧觉得自己长大了，许多事该自己来做。

张居正认为他还年轻，根本没能力独当一面。

二人的关系在权力争夺上出现了裂隙。

真正的诱发点在张居正乞休，常年的猜忌不满令张居正心累，萌生了退休的念头。

本来朱翊钧挺高兴，认为终于到了自己大展拳脚的时机。

结果李太后站了出来，明确要求张居正辅政到万历三十岁。

尽管太后的初衷是想着再给张

居正十年时间，彻底消除一条鞭法后续隐患，交给大儿子一个朗朗乾坤。

架不住朱翊钧不愿意啊。

一个成年的皇帝，每天只能读书学习，像个傀儡似的在奏疏上批复。

这份恨越积攒越深，直至那场死后清算开启。

所谓的清算并不是单纯的报复，而是他急于证明自己是皇帝的投名状。

同时也是瓦解张党，安插自己亲信的机会。

最终的目的是驳倒内阁。

自从那场清算以后，首辅可以压制六部，钳制皇帝的局面再也没有出现过。

这也给了崇祯帝朱由检在位十七年，换掉十九任首辅的机会。

“那……”

张敬修忧心道：“父亲背的动吗？若是御史言官直指通倭……”

张居正抬头看了他一眼，张敬修急忙将后面的话咽了回去。

“你去请几个叔伯来家一趟。”

……

两派张党都在紧锣密鼓筹备之中。

有意思的是，两拨人都知道红薯的存在，却无人将其看的太重。

在这群士大夫的眼里，稻、麦、粟、黍、菽，是五谷，是正粮，是赋税征收的主体。

红薯是灾年救命的补丁，对富国强兵并无作用。

在他们看来，甘薯是不错，但不值得过度费心。

事实上，红薯的引进放眼大明历史，并未得到重视。

万历十年，也就是张居正去世那年，广东陈益去安南经商时，就带回了一部分薯种。

但仅仅是在自家种植，没有上书官府，也没有推广。

直到万历二十一年，福建陈振龙去吕宋经商，看到红薯高产耐旱，便起了引进的念头。

第一次，他带着薯块登船，被关卡没收。

第二次，他将红薯藤编成篮子，依旧被查获，罚款，险些被扣押在异国他乡。

第三次，他将红薯藤藏在竹筒，系在船舷上漂洋过海带回大明。

而后上报福建巡抚金学曾，恳求试种。

金学曾于次年推广全省试种，恰遇福建大旱，红薯开始进入全国视野。

因为推广番薯救闽中大旱，金学曾得到朝廷褒奖，考成优异，升迁加分，并没有得到额外赏赐。

但民间自发为金学曾立碑，称甘薯为金薯，以表感念之心。

至于带回红薯的陈振龙，则是受到金学曾的口头褒奖。

这种褒奖其实是一种保护。

明朝对于通藩管理很严格，若是因为甘薯大肆嘉奖，民间私自出海必然成风，朝廷再难约束。

不过，

陈振龙因为这份口头嘉奖，身上多了一道巡抚护身符，家族因此得以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