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0节 蒋中正出尔反尔

第80节  蒋中正出尔反尔

北伐军占领江西、福建后，孙传芳感到单凭自己的军队已无法与其抗衡。他除了整顿内部，搜集兵力重新部署之外，又亲往天津与张学良结八拜之交，并向张父作霖行跪拜之礼，认其为义父。张作霖见孙氏诚心来投，即不再计交他昔日反奉的前嫌，决定联合各方军阀共同对付北伐军。他先令其子张学良联络鲁军总司令张宗昌。

这个张宗昌其实就是一个混世魔王，祖籍山东省掖县（莱州），早年曾闯过关东。辛亥革命后拉队伍参加革命，曾升至陆军第三师师长，后因战败而投靠张作霖。

投靠奉系之后，张宗昌只能从头干起，先任宪兵营营长。不久，吉林军阀高士傧联合胡匪卢永贵进攻奉军。当时张作霖刚在直奉战争中惨败，无兵可调，只好派张宗昌率宪兵营前去应战。

这本来是一场势力悬殊的较量，但因卢永贵手下的大小头目，很多都是当年与张宗昌一起闯关东的同乡，凭着这种关系，张宗昌兵不血刃，即把胡匪收编。

张作霖很高兴，就任命他为吉林省防军第三旅旅长兼吉林省绥宁镇守使。不久，因俄国内战，白俄卫军败逃中国，大多投靠了张宗昌，这就使他的队伍扩展到了近万人。

由于人多枪多，张宗昌的军费开支庞大，虽然张作霖不断从奉天拨款资助，也是入不敷出，无奈，张宗昌便在自己辖区内让士兵种植Y片，弥补不足。这事引起奉军各部不满，要求张作霖遣散这支队伍。加之张宗昌的部队一向匪气极重，声誉太差，张作霖便有心裁撤。

这年秋天，张作霖趁各部演习，来到张宗昌部，名为校阅演习，实则伺机遣散。

演习过程相当严格，将张部士兵折磨得够呛。张宗昌躲到一边发牢骚，骂道：“×他个妈，这是哪个龟孙子的计划，把我们弄成这样。”

骂声还未落地，张作霖突然推门进来，质问道：“你在骂谁！”

张宗昌打个哈哈，说：“这是我的口头语，并没有指骂任何人。”

张作霖大发雷霆，指着张的鼻子骂道：“我×你妈！这也是我的口头语！”

只见张宗昌脸色大变，从炕上一翻身跳了下来，道：“大帅！你×俺妈，你就是俺的亲爸爸，还有什么说的！”

弄得张作霖倒不知所措，只好任命他为鲁军总司令，将他的队伍调往山东驻防。

张宗昌其人，也不能用“一介武夫”定论。他还有两个最有名的爱好：

一为喜附庸风雅。他觉得自己身为孔圣人属地的头号武官，不带点斯文，终不成体统。于是，赶紧拜师学艺。一番苦练之后，文采大进，不久便出版一本诗集，分送诸友。现摘录其《咏雪》一首供各位喷饭：

什么东西天上飞，

东一堆来西一堆；

莫非玉皇盖金殿，

筛石灰呀筛石灰。

二为爱色。几乎是见一个爱一个，除了夫人之外，又取了23房姨太太。他还为此赋诗一首：

要问女人有几何，

俺也不知多少个。

昨天一孩喊俺爹，

不知他娘是哪个？

闲话少叙，经张作霖与张宗昌、孙传芳商议之后，决定由其三方联合组成“安国军”，张作霖任总司令，张宗昌、孙传芳二人担任副总司令。

张宗昌被任命为安国军副总司令后，即刻兴奋起来，向其部属下达了作战命令：许琨的第七军沿津浦路南下，毕庶登之渤海舰队及第八军由海道赴沪，向国民革命军示威。

孙传芳在借用张宗昌向北伐军进行武力恐吓的同时，又派蒋百里与蒋介石密谈，提出“以浙江不驻兵”为条件，与北伐军“联合反奉”。蒋介石知其是以联合为晃子，企图拖延时日，即不为其花言巧语所动，下定决心平定东南。

蒋介石根据北洋军阀的兵力部署，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以“肃清长江下游，击破孙传芳之主力，会师南京”为目的的作战方略。决定兵分三路：东路军以何应钦为总指挥，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分别率军由闽、赣入浙；中路军由蒋介石本人兼任总指挥，其中，江右军以程潜为总指挥，江左军以李宗仁为总指挥，两军沿长江向东推进，与东路军配合会攻南京；西路军以唐生智为总指挥，主力进入豫南，配合江左军作战，并与西北军联络，相机进入河南中部。

蒋介石对东路军的部署比较具体，他令何应钦部先解决北洋军在闽的周荫人残部，他对何应钦说：“周荫人残部如不解决，必有后患，若其入浙与孙传芳联络，就更堪担忧。你可引其在入浙途中彻底解决，万勿姑息。”何应钦一部因此一时难以与孙军作战。蒋介石便命令刘峙指挥第一、第二、第二十二师及张辉瓒、陈仪等部入浙作战。孙军守卫浙江的孟昭月部实力雄厚，东路军在兰溪、桐庐一带被孟部击败。

蒋介石接报，非常着急，派人前去调查原因。去的人回来说，在制定战斗计划时，参谋长叶剑英曾多次提出不同意见，但刘峙固执己见，以致连连失败。蒋介石即把叶剑英找来，提出让他担任第一师师长，代替刘峙指挥。叶剑英想到第一师是蒋介石的嫡系，有些部下目空一切，很难管束，同刘峙的关系也很难相处，就婉言谢绝。蒋介石见叶剑英不肯接替刘峙的职务，就让他去刚组建的新编第二师当师长。然后又对白崇禧说：“何将军在福建与周荫人作战，估计半月内不能入浙。东路军在浙江已遭失败，势不能久等。浙江战事不利，不仅江西根据地要受影响，且使江右军也受威胁。东路军非兵力不足，乃系指挥不当。你我二人应前去一人。”

白崇禧听后说：“总司令是全军之统帅，岂可去局部指挥，如总司令不以我才能浅薄，我愿前往东路服务。”

蒋介石非常高兴，即命白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

由于北伐军的神速进展，使蒋介石欣喜之余又增添几分烦恼。这是因为他离后方越来越远，从而使他对国民党中央的掌控力越来越弱。虽然有张静江，还有他以种种理由使被迫离开中央的戴季陶、孙科又官复原职。但毕竟真正属于他蒋派的人数太少，左右不了中央的局势。他常在中央走动，还有一些执委慑于他所带的军队，会将就于他，但离得远了，就另是一番话说。但现在北伐势头正猛，作为总司令的他，又不能远离前线。思来想去，他想出了一个两全之策，那就是让中央随着战争的发展也向前移。于是他立刻致电谭延闿、张静江说：“武昌克后，武汉即为政治中心，务请将党部和Z府迁来，以应付大局，否则迁延日久，政治恐受影响。请勿失机，最好谭主席先来。”

谭延闿、张静江接到蒋介石的电报，立即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专门研究迁都问题。戴季陶、孙科等人听说是蒋介石的主张，就表示应该立即迁都武汉。林伯渠、吴玉章等共C党人十分清楚蒋介石的用心，就发表意见说：“武汉刚从北洋军阀手中夺过来，社会治安还不平稳，党部和Z府还是暂留广州为好。”

林伯渠、吴玉章虽是共C党人，但也是国民党的元老，在国民党里说话很有分量。

双方各执一词，人数又相当。谭延闿、朱培德等人却觉得迁有迁的好处，不迁有不迁的道理，持不站边态度。因而形不成决议，只好休会。会后，共C党人又与国民党左派委员沟通，取得了一致意见。因此在第二天的会议上，作出了暂不迁都的决定。

蒋介石得此消息，坐立不安，立即又致电谭延闿、张静江：“武汉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如中央党部与Z府机关仍留广州，可将执行委员会移至武昌。或者Z府留粤，将中央党部移鄂，亦可使党务发展也。”

与此同时，前线的一批高级将领，经蒋介石运动，也纷纷表态，要求迁都武汉。苏联总顾问鲍罗廷也觉得中央党部和Z府前移，有利于革命进展。鉴于此，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派人考察后再定。即派宋庆龄、孙科、徐谦、宋子文、陈友仁及鲍罗廷等一大批人经江西赴汉，为迁都作进一步调查、布置。蒋介石还嫌步子太慢，又请邓演达、张发奎等人去广州催促。于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在民国十五年11月26日，作出了迁都武汉的正式决定。

11月28日，国民Z府根据中央关于迁都的决定，公开宣布：12月1日停止办公，Z府委员和工作人员分期分批去武汉。

第一批起程的宋庆龄、孙科、徐谦、宋子文、林伯渠、吴玉章、鲍罗廷等60余人于12月2日到达南昌，稍作停留后，于10日抵达武汉。国民党中央为了不使权力中断，已到武汉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Z府委员决定成立临时中央联席会议，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在湖北开会之前，执行最高职权。蒋介石对此也表赞成。

第二批中央委员、Z府委员谭延闿、何香凝等及其随员数百人，于12月31日抵达南昌。紧随其后起程的第三批人员张静江等也于次日抵赣。

张静江在南昌城转了一圈之后，对蒋介石说：“中正兄，当初你为什么提议将首都设于武汉，而不设在南昌？以我愚见，武汉可不如南昌啊！”

蒋介石听了，精神为之一振。立刻说：“请兄谈谈高见。”

张静江扳着手指说：“这第一，武汉和两湖地区处在唐生智部的控制之下。唐部势力近来迅速扩张，如果把中央党部和国民Z府迁去，搞得不好，就会被唐生智所挟持。第二，北伐的胜利，激发了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两湖地区的工农群众运动更是热火朝天。据中央统计，仅仅这两个月，不算个别企业的小冲突，武汉三镇就组织了150多次B工，并建立了工人武装纠察队。在农村，农民组织农会，斗争恶霸地主，打击土豪劣绅。这可都是共C党人和本党受共党影响的激进派所发动和领导的。你愿意把首都迁到工农火焰浓烈的地方去炙烤吗？但南昌就与武汉有所不同，你的总司令部设在这里，忠诚于你的部队控制着江西和福建一带。工农运动也大大弱于武汉。同时，首都设在这里，也有利于向东南发展，实现你曾经设想的‘经营东南’的计划。”

“是啊，是啊！当初，我为什么就没有想到呢？现在还有办法补救吗？”

张静江想了想说：“不管能不能补救，你都应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