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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九章 《湘西三部曲》

书名:1979从湘西大山走出来的文豪 作者:馀乐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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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九章 《湘西三部曲》

就在李劲

吉首。

民族高中家属院。

“咚咚咚”,有人敲门。

“来了,来了,爸,爸,我来开,我来开——”

田静风风火火从自己卧室里跑出来,绕过正在客厅看报纸的父亲,打开门,果然是自己的同学吕燕。

“怎么样,燕子?买到了吗?”一见面,田静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买到了!”吕燕扬了扬手里的杂志。

吉首虽然是个州城,但实际上这时候也就是个小县城,1980年还叫吉首县。

在她们这个偏远的县城,新华书店里卖的基本上都是国家级和相南省本省的期刊,像《收获》这种外省的地方性文学期刊,并不能保证每期都有。

她们听说《收获》第8期有劲松的作品之后,赶紧去新华书店买,可哪里有卖!

刚好吕燕的父亲在省会星城开会,吕燕就打电话给他,让他捎一本《收获》

回来。

昨天吕燕父亲开会回来,才把第8期《收获》给带回来。

田静一把抢过吕燕手里的杂志:“哎呀,太好了!快,让我看看,在哪儿“喏,第一篇就是!”吕燕翻了两页,指给她看。

“哎呀,《乡关》?你看过了吗?写的怎么样?”田静随口问道。

“看过了!当然写得好,劲松写的能不好吗?”作为李劲松的粉丝,写的再烂也是好啊!

她前段写了个短篇小说,寄给了李劲松,李劲松回信说写的很好,还提了几点意见。

“走走走,进屋,进屋,秀秀也等着呢!”田静把吕燕带进了自己的房间。

田静的表妹王秀秀这两天也在她家。

三个女孩把门一关,坐在床上头碰头一起看这篇《乡关》。

哪怕吕燕已经是看了两遍,看这一遍的时候仍引旧是津津有味。

小说讲述的是,在1980年,湘西武陵山深处一个叫“竹溪寨”的小山村,两个被各自家庭“嫌弃”的边缘人一一沉默寡言、年近四十还未娶亲的老光棍马有铁,和因小)儿麻痹症落下残疾、被认为“干不了活”的曹贵英一在家人安排下凑合在一起过日子。

没有隆重的婚礼,没有甜蜜的誓言,只有两床旧被褥并在一起,就算成了一个家。

故事就在这对夫妇极其平淡、甚至堪称艰辛的日常中展开:他们借住在村里废弃的木板里,自己砍树、刮桐油,想盖一间真正属于自己的吊脚楼:他们耕种分到的薄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马有铁会木匠活,偶尔帮人打个家具换点零钱;贵英手巧,会编漂亮的竹篮和草鞋。

日子清苦,但两人相依为命,竟也生出些微薄的暖意。

马有铁用木板给贵英做了个带靠背的“专座”,让她坐在田埂上看他干活;

贵英则总在怀里揣个热水捂子,等马有铁从山里回来,递给他暖手。

他们养了几只鸡,梦想着鸡下蛋卖了钱,能去买一头小猪崽——

然而,命运并未格外眷顾这对苦命人。

村里要推行新的承包方案,他们暂住的那片地和废弃土屋要被收回去;贵英的老毛病在潮湿的春季复发,需要一笔对他们而言堪称巨款的医药费;马有铁为了多挣点钱,冒险去更深的山里采一种珍贵的草药,差点摔下悬崖——

生活的压力如同武陵山终年不散的雾气,沉甸甸地笼罩着这个刚刚有了点温度的小家。

小说的结尾是开放而含蓄的:在一个雨夜,贵英拖着病体去给深夜未归的马有铁送伞,失足滑进了涨水的溪涧。

等马有铁找到她时,人已经没了。

马有铁没有嚎陶大哭,他只是默默地把贵英背回家,给她换上最干净的衣服,然后坐在床头,握着妻子冰冷的手,坐了一夜。

第二天,他照常下地,照常喂鸡,只是变得更加沉默。

村里人议论了一阵,也就渐渐淡忘了。

只有马有铁知道,他心里某个地方,已经跟着贵英一起,隐入了那重重叠叠、望不到头的青山背后——

怎么样,是不是对故事情节很熟悉?

象不像某一部电影?

对,李劲松在创作这篇小说时,心里想的就是另一部时空的作品一《隐入尘烟》。

当然,背景要改,他又没去过大西北,照例给移植到湘西大山里。

在这方面,李劲松已经轻车熟路了。

小说里,不再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而是连绵起伏、云雾缭绕的武陵山脉;

不再是干涸的河床和土坯房,而是潺潺的溪涧、吊脚楼和茂密的竹林;人们说的不是西北方言,而是绵软又生硬的湘西土话;农活不是种麦子、掰苞谷,而是插秧、打谷、采茶、挖蕨根;饮食也不是拉面和馍,是辣椒、腊肉、米豆腐和油茶。

当然,时间也要改,把电影里的21世纪改到1980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起,但远未深入大山深处;旧的秩序正在松动,新的希望尚在萌芽;商品经济的影子偶尔闪现(比如马有铁想卖鸡蛋买猪崽),但以物易物、人情往来依然是乡村生活的主调。

最重要的移植,是精神内核的在地化。

《隐入尘烟》中那种西北土地特有的、近乎宗教般的忍耐与坚韧,在湘西语境下,被转化为一种大山子民特有的、沉默的顽强与对“家”的执念。

相西人信傩神、重宗族,但在社会最底层,这些信仰和纽带往往是缺失或脆弱的。

马有铁和曹贵英的结合,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两个漂泊无依的灵魂在绝境中本能地相互靠近,试图在一片荒芜的情感与生存之地,构筑一个仅能容纳彼此的、小小的“乡关”。

这个“乡关”,不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他们本就身在故乡),而是心理上、情感上得以安放疲惫身心的所在。

李劲松用细腻而克制的笔触,描绘着这一切:马有铁在砍树时手臂肌肉的贲张与汗水的咸涩;曹贵英坐在溪边编竹篮时,手指被篾片划出的细密伤口;春雨后山林里蒸腾起的、带着腐叶和泥土气息的雾气;夜里土屋中唯一一盏煤油灯投下的、摇曳的昏黄光影;还有两人之间那些几乎无声的交流一一个眼神,一个下意识的搀扶,一碗特意留下的、藏着鸡蛋的米饭——

三个姑娘看的十分揪心。

王秀秀的眼框都红了:“贵英——怎么就掉下去了呢——马有铁可怎么办啊吕燕哪怕看了第三遍,心口依旧象是被什么东西堵着,闷闷地疼。

“那个马有铁给曹贵英做带靠背的椅子,贵英给他捂热水捂子——那么苦的日子,一点点甜,看得人心里又酸又暖。可最后——”

她说不下去了,又是一阵鼻酸。

田静忽然问道:“你们说,劲松是不是真的遇到过这样的人?或者听过这样的故事?不然怎么把两个最底层、最不起眼的小人物的心思,摸得这么透?”

顿了顿,又说道:“你们不知道,劲松的家就是住在那样的山里”

吕燕摇摇头:“也许不需要真的遇见。真正厉害的作家,心里装着无数种人生。劲松他——就是这样的作家。你看他写《芙蓉镇》,写《群山回响》,都是这样的——”

另外两个女孩没有一点反驳的意思,田静说道:“我敢说,这篇《乡关》,肯定又要引起轰动了。它跟现在好多小说都不一样,不写改革浪潮,不写知识青年,就写大山旮旯里最普通的两个人,写他们像野草一样挣扎着活,又想靠在一起取暖。这种写法,这种关怀——劲松他又走在前头了。”

三个女孩你一言我一语,完全沉浸在刚才的阅读体验和此刻的兴奋讨论中。

“咚咚咚”

三个女孩正在热烈讨论中,卧室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谁啊?”田静问道。

“我,老田!”是田静的爸爸田校长。

田静把门打开:“爸,你有事儿?”

田校长指了指那本《收获》杂志:“那本书,你们看完了吗?能不能给我看看?”

田静愣了愣,随即哈哈大笑:“爸,原来你也是劲松的热心读者啊!”

“恩——谈不上,我只是有点好奇,刚才看到一篇劲松最新作品《乡关》的评论文章,就想看看到底写的是什么?”

“评论文章?肯定是夸劲松的文章写的好的,让我看看!”

田校长摇摇头:“不是,算了,你们自己看吧!”

说着,递过来一张报纸。

田校长拿走了《收获》,三个女孩赶紧打开报纸,《光亮日报》。

等三人翻到文艺评论版,看到那篇评论,脸色顿时变了。

标题就是:《是深刻挖掘,还是沉溺苦难?一一评李劲松新作〈乡关〉》。

作者署名:钟岳。

光看这个标题,就能嗅到一股不太友善的气息。

“我看看。”吕燕接过报纸,王秀秀也挤到她肩头。

三个人屏住呼吸,开始阅读这篇评论文章。

文章开头,作者钟岳用还算客观的语气介绍了《乡关》的基本情节和人物,承认李劲松“笔法细腻”,“对农村生活有一定观察”。

但紧接着,笔锋急转直下:“——然而,在肯定了作者的技术能力之后,我们不得不严肃地提出疑问:

这样一篇将全部笔墨集中于描绘农村生活中最灰暗、最沉重、最缺乏“亮色”一面的作品,其价值导向究竟何在?”

“小说中的马有铁和曹贵英,无疑是值得同情的。但作者是否过于沉溺于喧染他们的苦难?在改革开放春风吹拂神州大地、农村面貌日新月异的今天,作者为何偏偏要将视线聚焦于这样一个极端个例,一个几乎被时代列车抛下的角落?

这是否是一种“猎奇”心态,或是对西方所谓“批判现实主义“的简单模仿与套用?”

“更值得商榷的是,作者在描写这对夫妇的生活时,刻意淡化了社会背景中积极向上的因素。1980年的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乡镇企业和多种经营开始萌芽,农民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水平正在发生可喜的变化。”

“然而在《乡关》中,我们几乎看不到这些时代的“主旋律“。竹溪寨仿佛一个被遗忘的孤岛,这里的人们麻木、困顿、缺乏改变现状的能动性。这种描写,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是否全面、辩证地反映了时代?”

“笔者认为,社会ZY文艺的首要任务,是鼓舞人民,给人以希望和力量。即便是描写苦难,也应揭示苦难的根源,并展现克服苦难的可能与前景。《乡关》

的结尾,贵英意外身亡,有铁重归麻木,整个故事陷入一片无望的灰暗之中。这样的处理,除了让读者感到压抑和无力,还能带来什么?这是否是另一种形式的“为苦难而苦难”,甚至是“以丑为美?”

“劲松同志此前以《芙蓉镇》、《群山回响》等作品赢得了不少赞誉,显示了他把握历史题材和刻画人物的能力。但《乡关》的创作倾向,令人忧虑。我们的作家,尤其是年轻作家,在汲取各种创作手法的同时,必须牢牢站稳人民立场,把握时代脉搏,用积极的、健康的、向上的作品,去反映我们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人民。沉溺于个体命运的微小悲欢,放大社会生活中的阴影,这条路是走不远的,也是与社会ZY文艺的根本方向背道而驰的。”

文章最后,作者“语重心长”地呼吁文学界关注此类“创作倾向”,引导青年作家“走出误区”,“拥抱火热的生活和光明的未来”。

读完了。

卧室里一片寂静,三个女孩大眼瞪小眼,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阳光依旧明亮,但屋内的空气仿佛疑固了。

王秀秀第一个打破沉默,她的脸气得通红,胸口起伏着,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发抖:“他——他胡说八道!什么叫沉溺苦难”?什么叫“猎奇”?劲松写的,就是真的!我叔叔、舅舅都住在山里,前几天我回老家,才发现他们的日子还是那么难!他坐在办公室里,知道什么!”

她越说越气,眼泪在眼框里打转:“还说什么“看不到时代的亮色”——亮色?谁不想有亮色?可马有铁和曹贵英那样的人,他们拿什么去接那个“亮色“?分田到户是好,可他们家劳力弱,分到的又是远坡上的瘦田;曹贵英有病,看不起,这就是现实!劲松把现实写出来,有什么错?难道非要编一个他们忽然发财了、病也好了、从此过上好日子的假故事,才叫“积极向上”?那才是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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